9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宣布，育儿补贴的申领正式全面开放，按年发放，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孩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和各省份政务服务平台线上申领，也可线下申领。
申领政策发布后，短短数周内，就有多位新生儿父母在社交平台发帖称， 他们刚填表申报没几天，就陆续接到诈骗电话，对方不仅能准确报出孩子的姓名、出生日期，甚至连申领金额都一清二楚。在层层诱导中，有人被骗走数千元。是谁泄露了他们的个人信息？
9月23日，广东深圳的王女士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育儿补贴审核员”，并向王女士核对申领名字和金额。
王女士说：“因为我是觉得作为国家统一发放的（补贴），不会随随便便有一个人员让你在线去操作申领，我觉得不太合理。 他这个电话就是让你在通话过程中一步步去操作，我就感觉有点像诈骗手段。”
王女士疑惑，9月16日她才通过官方指定平台提交了申领材料， 诈骗人员是从何处精准掌握了孩子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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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董女士也接到了类似的诈骗电话。
董女士表示，她在官方指定平台提交申领资料后，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就接到了诈骗电话，对方也是对董女士的家庭信息了如指掌，并通过话术诱导她到其他平台下载软件，输入相关信息。
展开剩余80%董女士说：“他还说你申请育儿补贴，如果没有到账的话，你到支付宝那里再点一次，让我跟着他的步骤点， 点到最后一步，其实那步是没有的，他假意说是我的手机问题，让我去下载另外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其实我知道他是诈骗，因为我知道政府部门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电话，但我是觉得这种信息泄露真的很快，而且是一览无遗。”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育儿补贴诈骗”， 发现有不少网友讲述接到诈骗电话的贴文，有留言称自己被骗八千多元。记者注意到，根据多位网友留言上传的诈骗电话截图，这些电话号码均以00852开头，系统标记来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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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要求匿名的网络电信安全专家李先生告诉记者，个人信息泄露已成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诸多环节都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泄露，目前很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李先生说：“因为数据的存储分非常多的环节，你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环节泄露出去的，有可能是人为泄露出去，也有可能是系统安全漏洞的原因。 想溯源去查非常困难。对我们普通人来讲， 实际上你的信息在黑客的数据库里面是公开的。”
李先生总结说，凡是受损严重的受害者， 均是被行骗者层层诱导下载安装不明软件，进入非官方平台，输入了银行账号和密码。
李先生说：“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他总是要欺骗你去访问某一个网站，通过社交工具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去点，它那个界面你觉得好像很官方，但是很难分辨清楚。提示你去下载一个程序，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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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害者称，当时接到诈骗电话后，便按照对方要求， 在手机浏览器输入一串数字网址，并按照指引下载了两款软件，被引导进入一个“线上会议”，并发现手机上方有录屏小红点。
网络电信安全专家李先生对此表示： “手机实际上是被别人远程控制的，对方是可以远程操作你的手机，在你手机上完成一切操作，网银转账、消费去买什么莫名其妙的购物卡，这些都可以完成。 你自己看不见你手机上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可以把你银行卡里面资金转走。”
李先生还告诉记者，从技术角度来说，虽然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很高，但只要 不随便安装不明来源的软件，不随便扫二维码，即使信息泄露也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
李先生说： “因为他只是拿到你的信息，他并不能拿走你的钱，必须要在你的手机上，通过模拟进行一些转账业务、消费相关的操作，才能拿到这笔钱。如果没有这一步，你即使信息泄露了，对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也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对媒体表示， 这类钓鱼网站使用的注册域名通常是非常规后缀，或直接使用IP地址，降低用户警惕。网络黑产中有现成的政府、银行、电商网站模板，只需替换LOGO和文字，几分钟即可上线；甚至支持付费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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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刘国敏表示，根据以往办案经验，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追踪的难度很大。
刘国敏说： “这些信息都是经过多手倒卖了，对源头难以追踪。这些电话号码显示是香港的，号码地址都是可以改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香港过来的。其实有很多这种信息，它都会通过翻墙软件卖给境外的账号。”
刘国敏对记者表示， 除了技术窃取，行业“内鬼”也是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主要来源。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也表示，公民信息泄露的渠道非常复杂， 内部人员泄露是危害最大、最直接的泄露方式。
李怀胜说：“信息的流转环节，涉及的相关存储和处理的主体特别多，因此很难在一般性的泄露案件中第一时间查找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犯罪分子能够得手， 它既可能存在一些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漏洞，也存在被害人自身意识不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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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胜还表示， 网络犯罪具有匿名化、跨地域的特点。犯罪分子使用虚拟货币交易、跳板服务器等技术，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溯源带来极大困难。当犯罪链条涉及多个地区甚至多个国家时， 取证和司法协作程序复杂，取证周期也较长。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谢澍则表示，法律适用与技术迭代存在差距，犯罪行为更新快，而法律条文相对原则性，对新型手段的规制有时不够及时。因此，治理公民信息泄露需要构建一个“法律、技术、管理、共治”四位一体的综合体系。
谢澍说：“推动全链条打击，司法机关应加强协作，追查上游数据窃取源头与下游诈骗等犯罪，形成合力。关键在于协同共治，不仅要严格执法，还需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加强技术反制，并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共同筑牢信息安全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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